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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发展应成为中国经济转型重要推手

发布时间:2021-02-22 16:48:55 阅读: 来源:有机肥厂家

资本市场发展应成为中国经济转型重要推手

编者按:随着十八大胜利召开、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中国这艘巨轮再次驶入改革航道。在经济转型这条航道上,改革千头万绪,找准突破口尤为重要。由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主编的《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转型与突破》应时出版。本书集名家智慧,明确提出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发展应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推手和突破口。证监会主席郭树清以其在2012年陆家嘴论坛发言为本书代序,明确提出“不改善金融结构,中国经济将没有出路”。值此全国两会即将召开之际,本报摘编书中部分名家的精彩言论,供读者思考。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转型与突破》证监会副主席姚刚  中国资本市场调整方向  “十二五”期间的5年时间,我国资本市场应该做些什么样的调整?我认为:  第一,作为一项战略任务,要继续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大家看到资本市场发展的空间非常巨大。银行58万多亿的贷款余额,拿出10%就是5万亿,很大的数额。从过度依赖于间接融资转向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需要推进。  第二,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在提高直接融资的任务中,我们长期以来把重点放在股权融资上,比如股票上市、发行股票筹资等。但是,发行股票筹资,筹的是公司的资本金,没有一个企业完全靠资本金去运作,每个企业都是要负债经营,通常认为负债率70%以下是一个健康的企业。替代银行贷款的是债券,而不是股票,2010年中国股权融资超过1万亿的时候,已经创了历史新高,股权的融资空间相对有限。中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重点在哪里?重点不在股权融资,重点在债权融资。发展直接融资,债券融资非常重要,任重道远。  第三,私募融资会有很大的空间。我们过去主要是公募融资,公开发行股票,公开发行债券,按照传统的监管理论,监管部门主要监管公开发行或者公开募集的行为,只有涉及公众利益,政府才会监管,这是金融监管的基本理论。金融危机后,监管部门突然发现私募领域规模庞大,美国金融资产持有14%是私募股权。私募虽然是向特定的对象、有风险识别能力的主体来发行证券,但是当私募足够大会导致系统性风险的时候,政府也要监管。当年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一个私募对冲基金破产了,几乎把美国整个金融体系拖垮,美联储召集很多机构来救它。我们过去习惯于公募,今后我们要重视私募融资。中国证监会2012年推出了中小企业私募债,设计制度时专门设定证监会不再审批,完全由中介机构自己去找对象,找发债主体,找销售主体。没有融资门槛,但是它是一个私募市场,只有有承担风险能力的合格投资者才能买中小企业私募债。大力发展私募市场,有助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除了私募融资市场,还要建立场外市场,把大量的中小微企业引到这个市场里来。境外公司也是一样,原来去香港上H股的都是大公司,有很高的门槛,现在我们准备把H股的门槛降低,让中小企业更便利、更容易地到香港直接上市。关于国际板,中国作为一个开放经济体,已经深深嵌入了全球经济大循环里。WTO以后,中国大量廉价优质的产品到全球销售,没有国际市场,中国不可能成为第一大制造国。金融市场也是一样,相对于实体经济来讲中国金融业开放是比较落后的,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要开放,世界村就这么大,躲也躲不开。所以,外国的企业到中国来上市、到中国来融资,是早晚的事、必然的事,需要考虑的只是时机和方式的问题。  在交易结构方面,中国资本市场是一个以个人投资者为主的市场,我们也说过要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但是并不理想。今后,还要超常规地发展机构投资者,除了发展公募基金以外,也要发展私募基金。除社保之外,企业年金、地方政府的养老金,以及公积金,都可以进入资本市场。除了场内市场,我们要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特别是场外市场,同时大力发展境外投资者。最近证监会做了一些重大政策调整,其中一项是调整现有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多年以来,我们的QFII额度一直是300亿美元,现在基本上批完了,2012年的中美战略对话我们同意增加到800亿美元。这个数额是多还是少?有一个数字,QFII持有的股票市值大约占中国的A股市值的1%左右,中国的资本市场里整个外资加在一起,包括QFII、三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等,外资在A股里持有的股票市值占比2.87%。而金砖四国比如巴西、印度,外资都超过了30%。引入境外投资者我们有很大的空间,我们鼓励境外的长期资金进入A股市场。  今后,还要不断完善投资者适当性制度。不同的产品适合不同的投资者,要把合适的产品卖给合适的投资者,这一点过去做得不够,今后还要继续努力。中国股票虽然投资者很多,但是投资者具体风险承受能力如何,什么样的投资者不适宜进入股票市场?还需要认真研究,不断完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  最后,证监会还要大力发展期货市场。过去主要是现货市场,包括股票、债券等,缺乏衍生品市场,单一的现货市场的定价机制是不完备的。中国已经有了第一只股指期货,今后会有国债期货,还会有汇率期货。金融市场是一个定价完整的市场,这些市场需要不同方向的产品和不同的交易机制。所以,现货市场加上衍生品市场才是一个完整的市场。

证监会副主席姜洋  对中国衍生品市场的思考  我国衍生品市场发展20年,有场内和场外两个市场。场内市场有20年,加上刚上市不久的白银期货,共有28个期货品种和4家期货交易所。2011年的交易金额是137万亿元,商品期货的交易量连续3年位列世界第一,超过了美国。但是,商品期货交易的价值量相对比较小,伦敦金属交易所的铜期货合约是每手25吨,我们每手是5吨,要乘以5才跟它们一样。金融期货在中国比较少,只有一个股票指数期货,而国际上90%以上的期货合约是金融期货合约。  按《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场内衍生品现在是归证监会监管。场外市场比场内市场起步更晚,在《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中未明确场外衍生品市场的监管部门。场外衍生品有两个市场,一个是银行间市场,还有一个是银行柜台市场。银行间市场主要是人民银行监管,银行柜台市场主要是银监会在监管。世界上是场外衍生品市场大于场内,而目前在我国,场内衍生品远大于场外衍生品市场。  我国衍生品市场与国外发达国家市场存在极大差距。有四个方面的不足:第一,我们的战略眼光、全局统筹、长远规划不够。第二,基础产品市场化程度不高。衍生品是在基础资产之上设计的产品,基础资产市场化了才能设计产品。比如我们的金融基础产品——利率还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发展利率衍生品就受到影响。有一些产品,国家控制得比较严格,发展相应衍生品就有很大的难度。第三,规模过小。现在交易量最大的主要是商品期货,但期货交易金额总量非常小,从总量看是GDP的2.8倍,而美国是55倍。2010年我国期货成交金额是GDP的近4倍,而美国约为GDP的51倍。场外衍生品就更小了。第四,柜台衍生品市场不透明,监管不够,需要加强。  机遇在哪里呢?一是经济现实需要。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国际贸易量最大。高盛预测,2030年中国可能是第一大经济体,不管这个预测准不准,但这是大趋势,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肯定是总量会越来越大,这种总量会带来很多附加值。二是衍生品市场促进美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可资借鉴,可以研究、分析美国衍生品市场发展的经验教训,去粗取精,去弊存利,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发展我国的衍生品市场。  一是从发展定位看,要从服务经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推动发展。中国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定位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期货市场是国家经济的软实力,经济体的崛起过程中,期货市场有其独特的积极作用。英美大国经济崛起过程中,衍生品市场功不可没。美国的原油战略储备是180天,美国认为除了自己的战略储备之外,还可以通过金融机制让全球油库里面的油为其所用,为其掌握。格林斯潘在其自传《我们的新世界》一书中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如果你强行到一个国家去买油,人家还有警惕性。但是如果通过金融机构交易,就是一个市场化的隐蔽化的过程。因为有金融的交易机制,慢慢完成了把人家地底下的油向它们国家转移的过程,不显山不露水地完成了这样的事。因此石油储备除了靠自己的国家购买之外,还可通过对衍生品金融工具的持仓,采取市场化的机构持有金融产品——动态库存(期货合约)的方式。  二是从发展思路看,要统一规划,处理好场内市场与场外市场的发展关系。场内、场外市场都要发展,场内市场要加快发展,场外市场要稳妥发展,要注意加大透明度和集中清算的问题,还要加大对外开放。需要引进大量人才,要逐步引进境外机构来参与。要按照以我为主、循序渐进、安全可控、竞争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来进行对外开放,逐步推进市场国际化。要做好总体规划,分步实施,逐步到位。  三是从发展保障看,要积极推进产品创新和投资者教育与保护。要积极为创新活动提供支持,市场首先是产品,所以保障市场的发展首先是产品创新,其次是产品怎么交易、怎样进行投资、怎样进行保护,要在发展过程中建立和完善投资者适当性制度,为创新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为投资者的参与提供权益保护。要把适当的产品卖给适当的人,不能对投资者的利益有侵蚀。还要平衡创新和风险二者的关系,做到风险可测、可控、可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四是提高透明度,加强监管,加大信息披露力度,严厉打击市场操纵。

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  养老金制度安排与和谐社会建设  在企业走向资本市场的同时,中国社会的富余资金也要和资本市场结合,这关乎和谐社会的建设问题。  前一段时间,社会上围绕“养老金入市”的话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一些人简单理解为鼓励老百姓去买股票,甚至认为是要拿老百姓的养命钱去托市。这里有两个常识性的认识误区:一是“养老金”其实有不同的层次,有以保证绝对安全为目标的基本养老金,也有需要寻求成长性的补充和商业养老金;二是所谓“入市”的市场,其实不只有股市,还有债市,包括最安全的国债,有国内市场,还有国外市场,在很多发达国家,养老金的投资范围涵盖十几个甚至更多个不同的市场。  在关于养老资金的投资安排里,有三个原则最为重要:一是专业投资,即通过筛选和委托专业机构投资者进行投资,也就是说不鼓励老百姓自己抱着钱冲到市场里去投资。二是组合投资,在包括国债、公司债和股票等多个金融市场中进行不同资产类别的组合投资,并根据不同性质养老资金的安全性要求和风险承受程度,进行不同比例的配置。从美国的情况来看,最注重安全的第一支柱基本养老金,绝大多数是投资于国债的,几乎不投资于股市,也因此规避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成长性和回报率较低;而包括401(k)在内的企业年金等第二支柱和商业保险等第三支柱,在股票、债券、房地产信托基金(REITS)、私募股权投资(PE)、风险投资(VC)等各种资产类别中投资,因其投资回报率高,而在过去的几十年实现了非凡的增长。第三个原则是长期投资,美国养老体系的大规模建设始于80年代初期,在随后的30年中显现出了强大的社会效果,美国普通老百姓的401(k)计划中的养老金资产与美国道琼斯指数的相关系数达到90%以上。  事实上,这三条原则是全世界所有养老金和大型机构投资者通行的一些做法,而且在中国市场也是完全可以应用的,全国社保基金在过去的10年中取得了平均8%左右的回报,并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秘方,而正是因为坚持了这三条基本原则。我们应该按照这个方向推动中国的养老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与资本市场的结合。  资本市场与长期机构投资者的良性互动,强调的是一整套制度建设,涉及中国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也许投资需要择时,但制度建设不能再等,今天不推动,10年以后还是要从零开始。当然,资本市场本身也有很多问题要解决,要加快改革和建设的步伐,但两者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过程,应该协同发展,协同解决。  如果合理借鉴发达国家相关制度安排,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做好顶层设计,兼顾安全性和成长性,自上而下推进养老体系和资本市场的协同发展,将一举多得,这可以成为解决目前我国的创新经济建设、财富管理、老龄化社会、居民收入分配等诸多社会问题的重要突破口。通过制度安排,通过专业投资,将中国社会的富余资金有序地引导到资本市场中去,与中国经济体中正在迅速成长和发展的企业群体对接,这样对中国经济、社会资本、创新企业和普通百姓来说都是一个莫大的好事,也将大大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深交所副总经理陈鸿桥  服务经济转型面临新需求  中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是过去60年来最重大的一次经济制度的变革和创新。20世纪50年代的土改,80年代的土地承包制,这两项释放了农民的生产力,农民分得一亩三分地,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第三项是国企改造、民营经济发展。我想第四项就是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带来的影响会更深刻、更剧烈。  深交所致力于打造全球富有特色的交易所。深交所平台聚集了丰富的、不断变化的新兴业态。怎样更有针对性地满足或适应服务对象的特殊需求?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提高资本市场动员创新资源的能力,把各种资源汇集起来支持创业创新活动。  创业板发展过程中需要多关注“四型六新”类企业:小微型、初创型、轻资产型、源头创新型,以及新经济、新服务、新能源、新材料、新农业、新模式。我们应当去研究一下,哪些优秀创新企业优先选择到海外上市?海外交易所喜欢什么样的创新企业?境外创投最近几年在投什么样的企业?中国资本市场在制度创新能力方面还有哪些改进空间?  这些都值得思考,可以成为反思现行发审理念、制度的重要素材。可以从三个层面优化、改进:第一,在不改变现有的法律和制度的框架下,在执行层面予以改进。比如创业板有两套标准,服务小微企业、初创型企业的空间还很大。按第二层低标准申报上市的企业几乎还没有。第二,在国家部委层面、监管层面,完善现有的规定。第三,在法律层面,涉及大法的修改,这需要时间。  过去大家总习惯于通过制订规划、规定、制度,让企业适应。规划常常赶不上变化,而制度则容易变得僵化。今天面对日新月异的创新活动,更需要学会如何让制度适应新兴产业的新需求,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  资本市场服务经济转型,面临新需求。资本市场有不同于其他金融要素的特长,这个特长怎样发挥?极为重要的一点是要尊重产业实践与创新第一线的成果,尊重市场化筛选与评价机制,并为此创造好制度环境。在推动企业上市的时候,不应局限于成熟产业这个特长,过去上市企业绝大部分是制造业,我们很熟悉制造业板块。但是,现在需要突破,针对大量非制造业企业上市,我们应当有不同的理念。比如互联网,目前各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没有几家在境内上市。新一代互联网企业开始出现,数量更多、形态更丰富、技术含量更高、模式更新颖。不一样的企业有不一样的经营模式,如果为了上市,刻意改变符合正常营业要求和规律的做法,也是不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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